一场全球变局，即将发生！

2022-09-07 10:180

摘要：人口的变化，关乎未来

▣作者：老船长

▣来源：米筐投资（ID：mikuangtouzi)

人口的变化，关乎未来。

一场全球性的人口大危机，正在蔓延。

联合国最新发布的人口报告，给出了几个关键点：

预计2022年11月15日，全球人口突破80亿；

预计2080年，世界人口达到104亿的峰值；

预计2023年，印度人口数量超过中国；

2020年的全球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至1%以下，为1950年以来最低；

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22年的10%上升至2050年的16%；

对高收入国家而言，国际人口迁移贡献超过自然增长率；

全球2021年平均预期寿命为71.0岁，比2019年下降1.8岁。

透露出几个关键信号：

地球所能承载的人口峰值，就在60年后。

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称号，明年就会移交给印度。

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生育率都在下降，老龄化持续走高。

对大部分发达国家而言，移民将成为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。

尤其是生育率下降，成为核心焦点。

根据国际通用标准，平均每个妇女生育2.1个孩子，才能达到正常的代际更替。

但在2020年，生育率的分化，已十分明显。

生育率最高的30个国家/地区，全都超过了4。也就是这些国家/地区的妇女，平均每人生育孩子的数量超过了4个。

最高的尼日尔，甚至达到了6.74个。

而这30个国家/地区，大多都来自非洲，或者落后地区的岛国。

而联合国也预测，从现在起到2050年，超过一半的人口增长将来自以下八个国家：

民主刚果、埃及、埃塞俄比亚、印度、尼日利亚、巴基斯坦、菲律宾、坦桑尼亚

新增人口中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贡献超过一半。

另一面，30个生育率最低的国家/地区，大多都来自东亚或欧洲。

无论是北欧的挪威、芬兰，还是南部的葡萄牙、希腊，生育率都在1.3左右。东亚的日本、中国，也下降到1.3左右。

最低的韩国，甚至跌破了1。2021年，这一数据更是下跌到了0.81，创下世界最低生育率记录。

在另一个机构汇丰的预测中，如果生育率按照当前速度下降，全球人口将在2040年代达到峰值，比联合国的预测提前了40年。

人口停摆，或许将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阻碍。

一场全球人口变局，即将发生。

生育危机，最严重的还是东亚。

在韩国，2021年的生育率0.81，创下全球最低记录。

早在2020年，韩国的出生人口27.5万人，而死亡人口30.7万人，首次出现了“人口死亡交叉”。

到了2021年11月1日，韩国总人口为5173.8万，比前一年减少9.1万。这是韩国1949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人口负增长。

同样的情况，也发生在中国香港、台湾省。

2020年，香港和台湾的死亡人口数量都超过出生人口，首次出现“死亡交叉”，自然增长的人口已经没了动力。

而日本，早在2005年就出现了这种情况。

截至今年1月1日，日本总人口约为1.23亿人，同比减少近62万人，已是连续13年负增长。

甚至在东京，也出现26年来首次人口下滑。

世界著名鼓励生育大师——马斯克，就直接挑明了后果：

在新加坡，2021年6月总人口545万，同比下降24万人，已经连续两年人口负增长。

这世界上本没有路，只不过是有人先走出了路。

下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国家，必然是中国。

国家卫健委在《求是》发文，中国人口在“十四五”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。

而2021年仅增长48万的数据，让人忍不住猜想：

中国历史上首次人口负增长，或许就在2022年发生。

生育率下降，渐渐演变成一场人口危机。

背后的原因，极为复杂。

但主要原因，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：

一是，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，婚姻推迟或不婚的比例正在扩大。

比如在韩国，有高达六成的20-29岁年轻人倾向于不结婚，只有45.6%的韩国适婚女性认为，人在一生中是应该结婚的。

因此，韩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时的24.8岁推迟到了如今的30.4岁。女性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年龄也推迟到了31.6岁。

而结婚率下降、生育率下降，背后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。

为何东亚地区的人口形势如此相似？

因为东亚地区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，传统的家族文化和父权制导致传统的性别分工得以延续。比如男主外女主内、女人不得上桌这些传统思维仍被视为“潜规则”。

但这与现代社会的分工，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分工，产生了严重的冲突。

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，女性开始主动要求获得工作的权利，要求升职加薪、独当一面的“被认可”，而不想再被当做只能“相夫教子”的家庭主妇，“独立女性”也成为近些年最火热的标签。

二是，养育孩子的成本太高，导致经济压力过大而不敢生育。

不得不承认，亚洲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的人民，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一群人。

受益于海权经济和工业革命的浪潮，“亚洲四小龙”迅速崛起，而中国从八九十年代接过了发展大旗，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达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

在北上广深，在香港，在首尔，在东京，每一个上班族步履匆匆，生活节奏被拉到最大值。而共同的成果就是，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、中高等的收入、高昂的物价，以及高不可及的房价。

生育孩子的成本，同样被拉高。

在日本，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15年，其费用大概为523万日元，然而日本人的年均收入仅仅在400万左右，养育孩子已成为日本家庭最庞大的支出。

在韩国，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20多年里，养育费用超过3亿韩元，平均每年1400万韩元左右（约合8.3万元人民币）。而韩国普通员工的年均工资为4100万韩元（约合24.5万元人民币），三分之一的收入花费在养育孩子上。

在国内，幼儿园、辅导班、兴趣班，以及不断上涨的房价，都成为阻碍年轻人生育的原因。

而这一切现象所产生的后果，是人们只能在阶层固化的社会里不断“内卷”。

从小在幼儿园里比父母身价；

小学初中开始比兴趣班的数量；

高考后的大学也大概率决定了进入社会的阶层；

毕业后去到哪个城市也会决定起步的高低；

甚至韩国、日本的老年人都在争抢工作；

……

内卷，说白了就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后的存量博弈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另一种寻找突破的尝试。

危机之下的无奈之举。

若危机持续，东亚的未来只能在一层阴影中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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